佛供碗以整塊白玉料雕琢而成,玉質細膩緻密,清淡高雅。器形規整,子母口緊密扣合,蓋面隆起呈覆碗狀,頂設寶幢捉鈕。通體施以壓地淺浮雕技法,蓋與碗飾七瓣仰覆蓮瓣紋對應。蓋蓮瓣紋內分飾雙魚、盤長、蓮花、寶瓶、法螺、寶傘、寶輪,與捉鈕寶幢組成八吉祥紋樣,宗教色彩濃郁,蘊涵吉慶祈福之意。碗圓口,內壁光素,外壁蓮瓣琢磨圓潤,如初綻蓮花,七蓮瓣內各浮雕一尊佛像。七尊造像相同,皆頂結高髮髻,雙耳下垂,寬額豐頤,慈顏垂視,面容寧靜慈悲。著漢式衣裝,廣袖束腰,帶披肩,全跏趺端坐於雲氣繚繞如意雲台上。雙臂自然下垂,雙手疊置膝上,寶相莊嚴,營造出祥和安然禪境姿態。下承矮圈足,底配碧玉束腰仰覆蓮座,蓮瓣秀長,對稱分布,色澤青翠碧綠,沉穩渾厚,座面簡潔雅緻,散發肅穆靜謐韻味。
碗外壁七佛依次為毗婆尸佛、尸棄佛、毗舍浮佛、拘留孫佛、拘那含牟尼佛、迦葉佛、釋迦牟尼佛,合稱「過去七佛」,承載過去莊嚴劫與現在賢劫的法脈傳承。清代帝王禮佛活動頻繁,宮內遺存大量宗教儀式使用法器,其中七佛玉蓋碗屬佛前供器,可用於供奉水、甘露、珍寶等,象徵福慧圓滿。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庋藏清〈青玉七佛寶蓮佛供碗〉(圖一),其工藝造詣與本品相似,惟蓋鈕別出心裁,分別取蓮花、寶幢形象,皆寓意清淨莊嚴,盡顯皇家佛教禮器的尊嚴氣度。
據《長阿含經》記載,七佛各有傳法偈頌,每首皆凝聚佛陀智慧精華,旨在化解人心執著。小乘佛教認為,一世一劫,僅有一佛出世教化眾生,而七佛則代表七世佛陀的連續教化。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乾隆皇帝曾撰〈御製七佛碑記〉,記述其自西藏班禪額爾德尼處獲得七佛唐卡畫軸,初不識七佛形象,遂詢章嘉國師,並參照藏經及漢經,逐一考訂其源流。此種嚴謹考據精神,轉化為清宮造辦處製作禮器之標準法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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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清〈青玉七佛寶蓮佛供碗〉,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庋藏
出處: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網站
圖二 清乾隆〈青玉御題七佛缽〉,北京頤和園庋藏
出處:《頤和園藏文物大系:玉器卷 1》,北京市頤和園管理處編,文物出版社,
2018年,頁37、186,圖版28
拍場類似作品
圖三 清乾隆〈白玉雕八吉祥紋蓋碗連碧玉座〉,
拍賣於北京東正2011年6月5日,編號422,成交價RMB 6,900,000
由於乾隆皇帝對七佛藝術的推崇,使清宮七佛玉供器款式日益豐富,如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庋藏清〈青玉七佛寶蓮佛供碗〉(圖一)、北京頤和園庋藏清乾隆〈青玉御題七佛缽〉(圖二),與本品皆以七佛形象及八吉祥紋樣裝飾,不僅在於宣揚佛法教義,更寓意皇脈相續、國祚綿長。此種裝飾語彙深契乾隆帝的統治謀略,藉由佛教吉祥願力,將宗教信仰轉化為家國太平之象徵,進而彰顯其締造盛世的政治抱負。
拍場相似之例可參見拍賣於北京東正2011年6月5日,編號422,清乾隆〈白玉雕八吉祥紋蓋碗連碧玉座〉(圖三),在造型、紋飾及工藝上與本品異曲同工,皆為乾隆盛世玉質供器典範佳作,深刻體現清宮禮器將宗教虔誠與皇權尊儀完美融合之藝術高度。
碗外壁七佛依次為毗婆尸佛、尸棄佛、毗舍浮佛、拘留孫佛、拘那含牟尼佛、迦葉佛、釋迦牟尼佛,合稱「過去七佛」,承載過去莊嚴劫與現在賢劫的法脈傳承。清代帝王禮佛活動頻繁,宮內遺存大量宗教儀式使用法器,其中七佛玉蓋碗屬佛前供器,可用於供奉水、甘露、珍寶等,象徵福慧圓滿。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庋藏清〈青玉七佛寶蓮佛供碗〉(圖一),其工藝造詣與本品相似,惟蓋鈕別出心裁,分別取蓮花、寶幢形象,皆寓意清淨莊嚴,盡顯皇家佛教禮器的尊嚴氣度。
據《長阿含經》記載,七佛各有傳法偈頌,每首皆凝聚佛陀智慧精華,旨在化解人心執著。小乘佛教認為,一世一劫,僅有一佛出世教化眾生,而七佛則代表七世佛陀的連續教化。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乾隆皇帝曾撰〈御製七佛碑記〉,記述其自西藏班禪額爾德尼處獲得七佛唐卡畫軸,初不識七佛形象,遂詢章嘉國師,並參照藏經及漢經,逐一考訂其源流。此種嚴謹考據精神,轉化為清宮造辦處製作禮器之標準法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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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清〈青玉七佛寶蓮佛供碗〉,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庋藏
出處: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網站
圖二 清乾隆〈青玉御題七佛缽〉,北京頤和園庋藏
出處:《頤和園藏文物大系:玉器卷 1》,北京市頤和園管理處編,文物出版社,
2018年,頁37、186,圖版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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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清乾隆〈白玉雕八吉祥紋蓋碗連碧玉座〉,
拍賣於北京東正2011年6月5日,編號422,成交價RMB 6,900,000
由於乾隆皇帝對七佛藝術的推崇,使清宮七佛玉供器款式日益豐富,如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庋藏清〈青玉七佛寶蓮佛供碗〉(圖一)、北京頤和園庋藏清乾隆〈青玉御題七佛缽〉(圖二),與本品皆以七佛形象及八吉祥紋樣裝飾,不僅在於宣揚佛法教義,更寓意皇脈相續、國祚綿長。此種裝飾語彙深契乾隆帝的統治謀略,藉由佛教吉祥願力,將宗教信仰轉化為家國太平之象徵,進而彰顯其締造盛世的政治抱負。
拍場相似之例可參見拍賣於北京東正2011年6月5日,編號422,清乾隆〈白玉雕八吉祥紋蓋碗連碧玉座〉(圖三),在造型、紋飾及工藝上與本品異曲同工,皆為乾隆盛世玉質供器典範佳作,深刻體現清宮禮器將宗教虔誠與皇權尊儀完美融合之藝術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