瓶盤口，長頸，溜肩，碩腹，矮圈足。通體罩施銀釉地，外壁銀釉之上再以礬紅彩裝點佛教紋樣，礬紅色澤鮮豔，華麗凝重。口沿描金繪如意雲頭紋，近足處飾蓮瓣紋，與圈足外牆回紋相呼應；頸繪祥蝠展翅，下綴描金「壽」字與纏枝寶相花，「福壽吉慶」寓意不彰自顯；腹上繪纏枝寶相花環繞，花葉婉約舒展，洋蓮碩大富麗，華貴柔美。間飾法輪、法螺、寶傘、白蓋、蓮花、寶瓶、金魚、盤腸結，佛教之八寶吉祥紋相簇，色彩絢麗，筆法酣暢淋漓，紋飾華縟多姿，盡現繁花似錦之意象。底中心紅彩「大清乾隆年製」三行六字篆書款。整器構圖謹嚴，蘊意祥瑞典雅，紋樣明豔，渲染和諧，並運用施銀釉描金技法，增加礬紅彩瓷對比之美，體現出極豐富想像力與設計感。
乾隆在位六十年，為清王朝鼎盛時期，製瓷業也達歷史頂峰。彼時器物造型精美、色彩繽紛、圖案新穎、製作精良，有鬼斧神工之妙，所創造出的特殊品種更為一代之奇。為清楚瞭解官窯生產流程，乾隆帝於乾隆三年（1738年）和八年（1743年），皆曾降旨繪製《陶冶圖冊二十幅》（註一），並指示唐英配寫圖說。朱琰《陶說》（註二）註解唐英《陶冶圖說》其十二曰「製畫、琢器」：「施采按古器仰曰山文，俯曰葉文。而以云回為之盤旋。有款有識，三代已然。漢《貢禹傳》云：杯案畫文，畫金銀飾，則凡日用之具爛然也。陶器彩畫盛於明，其大半取樣於錦段。」故明朝御瓷所發展出來的紋飾圖案，也成為乾隆御瓷取之不絕的靈感源泉。如上海博物館庋藏明嘉靖〈礬紅地描金花鳥紋執壺〉（圖一），其礬紅地描金之技法，可為乾隆官窯仿明朝畫金銀紋飾之經典佳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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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明嘉靖〈礬紅地描金花鳥紋執壺〉H20.1cm，上海博物館庋藏
出處：《中國陶瓷全集 13 －明（下）》，錦繡出版社，2000 年，頁 149，圖版 151
圖二 清乾隆〈古銅釉描金花卉紋葫蘆轉旋瓶〉H23.2cm，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庋藏
圖三 清乾隆〈古銅彩描金圓盒〉D6cm，北京故宮博物院庋藏
而同以此技法參考之列證如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庋藏清乾隆〈古銅釉描金花卉紋葫蘆轉旋瓶〉（圖二）、北京故宮博物院庋藏清乾隆〈古銅彩描金圓盒〉（圖三）、天津市藝術博物館庋藏清乾隆〈灑金描金花卉紋三繫壺〉（圖四），及本件清乾隆〈銀釉地礬紅彩八寶纏枝寶相花紋瓶〉，外壁或以古銅釉鋪地描金、或以銀釉鋪地描金，技法相似，唯鋪地釉色及圖案不同，三者紋飾構圖繁複華縟，設色明快妍麗，對比強烈鮮明，各具獨特藝術魅力。誠如《陶雅》所稱：「至乾隆，則華縟極矣，精巧之致，幾於鬼斧神工。」以及邵蟄民撰《增補古今瓷器源流考》：「清瓷至乾隆而極盛，器式之多亦莫與倫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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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清乾隆〈灑金描金花卉紋三繫壺〉H13.5cm，天津市藝術博物館庋藏
圖五 清乾隆 〈御窯銀地礬紅彩西番蓮托八吉祥紋賁巴壺〉H19.3cm 北京東正 2015 年 11 月 19 日，編號 5025
清代瓷業由於督陶官唐英（1682 － 1756年）的戮力督陶，以至乾隆官窯無論在釉彩、器形的仿古與創新，皆能達到「萃工逞能，無不盛備」之境地。與本品同樣施以銀釉地礬紅彩的彩瓷佳例甚為少見，文獻記載如清代藍浦著《德鎮陶錄卷三．陶務條目》：「倣古各泑色，西洋黃色器皿、紫色器皿，抹銀、抹金器皿」、《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活計檔》貢檔進單：「乾隆五十年七月二十九日穆克登跪進⋯⋯銀地紅八寶奔巴壺成對」（註三）；而拍場相似之例可參見拍賣於北京東正 2015 年 11 月 19 日，編號 5025，清乾隆〈御窯銀地礬紅彩西番蓮托八吉祥紋賁巴壺〉（圖五），以人民幣 5 百 17 萬 5 千元成交，可見傳世銀地紅彩器皿之珍罕難得。
細觀本品，運用銀釉為地，再於其上以礬紅彩繪，礬紅是一種以氧化鐵為著色劑，在氧化氣氛中燒製而成的低溫紅釉，入窯二次以低溫燒成，釉面光潤瑩亮，金銀彩同飾於一器尤顯富麗堂皇，純熟運用不同製瓷技術，著然展現乾隆官窯製器之別緻與精美。
註一：《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清楚記錄乾隆皇帝降旨繪製《陶冶圖冊》的經過。清乾隆三年（1738 年）四月二十五日：「司庫圖拉來說，太監毛團傳旨交陶冶圖冊二十幅，著唐岱畫樹石，孫祜畫界畫，丁觀鵬畫人物」，及乾隆八年（1743 年）四月初八日：「司庫白世秀來說太監胡世傑、高玉交陶冶圖二十張，傳旨：著將此圖交與唐英，按每張圖上所畫係做何枝葉詳細寫來⋯⋯其取土之山與夫取料取水之處，皆寫明地名，再將此圖十二幅，按陶冶先後次第編明送來」。至同月十一日：「司庫白世秀將繕寫得陶冶圖上論招片一件，持進交高玉等轉奏奉旨：將此改正招片與陶冶圖俱交唐英。」可知《陶冶圖說》是研究中國，尤其是清乾隆時期官窯陶瓷工藝的重要文獻。共二十則，以右圖左文的形式，將清乾隆官窯瓷的原料產地、生產工藝娓娓道出。圖由宮廷畫家唐岱、孫祜、丁觀鵬描繪，文字說明由督窯官唐英撰寫。
註二：朱琰《陶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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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三：《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活計檔》貢檔進單：「乾隆五十年七月二十九日穆克登跪進⋯⋯（供器一分俱着伊差人送進京交金簡）金地洋彩五供成分⋯⋯銀地紅八寶奔巴壺成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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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在位六十年，為清王朝鼎盛時期，製瓷業也達歷史頂峰。彼時器物造型精美、色彩繽紛、圖案新穎、製作精良，有鬼斧神工之妙，所創造出的特殊品種更為一代之奇。為清楚瞭解官窯生產流程，乾隆帝於乾隆三年（1738年）和八年（1743年），皆曾降旨繪製《陶冶圖冊二十幅》（註一），並指示唐英配寫圖說。朱琰《陶說》（註二）註解唐英《陶冶圖說》其十二曰「製畫、琢器」：「施采按古器仰曰山文，俯曰葉文。而以云回為之盤旋。有款有識，三代已然。漢《貢禹傳》云：杯案畫文，畫金銀飾，則凡日用之具爛然也。陶器彩畫盛於明，其大半取樣於錦段。」故明朝御瓷所發展出來的紋飾圖案，也成為乾隆御瓷取之不絕的靈感源泉。如上海博物館庋藏明嘉靖〈礬紅地描金花鳥紋執壺〉（圖一），其礬紅地描金之技法，可為乾隆官窯仿明朝畫金銀紋飾之經典佳例。
圖一 明嘉靖〈礬紅地描金花鳥紋執壺〉H20.1cm，上海博物館庋藏
出處：《中國陶瓷全集 13 －明（下）》，錦繡出版社，2000 年，頁 149，圖版 151
圖二 清乾隆〈古銅釉描金花卉紋葫蘆轉旋瓶〉H23.2cm，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庋藏
圖三 清乾隆〈古銅彩描金圓盒〉D6cm，北京故宮博物院庋藏
而同以此技法參考之列證如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庋藏清乾隆〈古銅釉描金花卉紋葫蘆轉旋瓶〉（圖二）、北京故宮博物院庋藏清乾隆〈古銅彩描金圓盒〉（圖三）、天津市藝術博物館庋藏清乾隆〈灑金描金花卉紋三繫壺〉（圖四），及本件清乾隆〈銀釉地礬紅彩八寶纏枝寶相花紋瓶〉，外壁或以古銅釉鋪地描金、或以銀釉鋪地描金，技法相似，唯鋪地釉色及圖案不同，三者紋飾構圖繁複華縟，設色明快妍麗，對比強烈鮮明，各具獨特藝術魅力。誠如《陶雅》所稱：「至乾隆，則華縟極矣，精巧之致，幾於鬼斧神工。」以及邵蟄民撰《增補古今瓷器源流考》：「清瓷至乾隆而極盛，器式之多亦莫與倫比。」
圖四 清乾隆〈灑金描金花卉紋三繫壺〉H13.5cm，天津市藝術博物館庋藏
圖五 清乾隆 〈御窯銀地礬紅彩西番蓮托八吉祥紋賁巴壺〉H19.3cm 北京東正 2015 年 11 月 19 日，編號 5025
清代瓷業由於督陶官唐英（1682 － 1756年）的戮力督陶，以至乾隆官窯無論在釉彩、器形的仿古與創新，皆能達到「萃工逞能，無不盛備」之境地。與本品同樣施以銀釉地礬紅彩的彩瓷佳例甚為少見，文獻記載如清代藍浦著《德鎮陶錄卷三．陶務條目》：「倣古各泑色，西洋黃色器皿、紫色器皿，抹銀、抹金器皿」、《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活計檔》貢檔進單：「乾隆五十年七月二十九日穆克登跪進⋯⋯銀地紅八寶奔巴壺成對」（註三）；而拍場相似之例可參見拍賣於北京東正 2015 年 11 月 19 日，編號 5025，清乾隆〈御窯銀地礬紅彩西番蓮托八吉祥紋賁巴壺〉（圖五），以人民幣 5 百 17 萬 5 千元成交，可見傳世銀地紅彩器皿之珍罕難得。
細觀本品，運用銀釉為地，再於其上以礬紅彩繪，礬紅是一種以氧化鐵為著色劑，在氧化氣氛中燒製而成的低溫紅釉，入窯二次以低溫燒成，釉面光潤瑩亮，金銀彩同飾於一器尤顯富麗堂皇，純熟運用不同製瓷技術，著然展現乾隆官窯製器之別緻與精美。
註一：《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清楚記錄乾隆皇帝降旨繪製《陶冶圖冊》的經過。清乾隆三年（1738 年）四月二十五日：「司庫圖拉來說，太監毛團傳旨交陶冶圖冊二十幅，著唐岱畫樹石，孫祜畫界畫，丁觀鵬畫人物」，及乾隆八年（1743 年）四月初八日：「司庫白世秀來說太監胡世傑、高玉交陶冶圖二十張，傳旨：著將此圖交與唐英，按每張圖上所畫係做何枝葉詳細寫來⋯⋯其取土之山與夫取料取水之處，皆寫明地名，再將此圖十二幅，按陶冶先後次第編明送來」。至同月十一日：「司庫白世秀將繕寫得陶冶圖上論招片一件，持進交高玉等轉奏奉旨：將此改正招片與陶冶圖俱交唐英。」可知《陶冶圖說》是研究中國，尤其是清乾隆時期官窯陶瓷工藝的重要文獻。共二十則，以右圖左文的形式，將清乾隆官窯瓷的原料產地、生產工藝娓娓道出。圖由宮廷畫家唐岱、孫祜、丁觀鵬描繪，文字說明由督窯官唐英撰寫。
註二：朱琰《陶說》
註三：《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活計檔》貢檔進單：「乾隆五十年七月二十九日穆克登跪進⋯⋯（供器一分俱着伊差人送進京交金簡）金地洋彩五供成分⋯⋯銀地紅八寶奔巴壺成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