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音銅鑄鎏金,質地堅實,金水燦爛,熠熠生輝。面容豐潤,雙目俯視,銀白毫於眉 間凸起,眉目與雙唇曲線優美,表情沉靜內省,妙相莊嚴和悅。頭戴五葉化佛寶冠, 高聳髮髻,寶珠頂嚴,兩縷髮辮順勢而下,分披雙肩。耳際寶繒向外翻卷,耳垂圓 璫,頸配珠鍊項圈,手臂戴釧、腳戴環鐲,間鑲嵌連珠紋樣,增添觀音雍容華貴的璀 璨氣息。尊像上身袒露,腰繫花瓣連珠腰帶,下著貼身薄裙,衣褶紋理流暢,展現布 料柔軟感。右手牽蓮花莖,輕撫座面,左手於胸前握經篋。身體呈三折扭曲姿態,閒 適自如,予人法喜從容之感。右舒坐,右腿自然下垂踏小蓮花,左腿盤曲懸起,左足 架於右膝,坐於蓮花寶座。下承束腰式雙瓣仰覆蓮花座,前部刻「大明永樂年施」楷 書款,上下緣飾精密連珠紋,蓮瓣飽滿修長,瓣尖細刻卷雲,覆蓮瓣下雕刻一周精緻 三角形花瓣裝飾。座底沿鑿出八牙子固定封底後,再塗一周朱砂。封底平整光滑,正 中陰線刻劃十字交杵 ( 又稱揭磨杵 ),作為具有神聖加持力的標識。
細觀尊佛思維坐姿與髮髻前阿彌陀佛小化佛,體現宮廷漢藏佛教藝術在引進阿尼哥「西天梵 相」後,更為多元且具特色之貌,為件自主意識強烈的宮廷造像,乃與永樂時期漢民族意識 的恢復甚為相關,是漢藏完美之結合,盡顯皇家氣派。與本尊像相似之例可見北京故宮博物 院庋藏明永樂〈銅鎏金觀音菩薩坐像〉(圖一),二者造像母題皆源自西藏,然在藝術表現上 又與西藏原型不同。
本尊像一方面完美吸收同時期尼泊爾與西藏佛像的「梵像」風格特點,遵 循西藏佛像量度規矩,手持法器、身體姿態、身長比例均一絲不苟;另方 面在臉部刻劃、服飾表現上結合漢地藝術因素,面相方正端莊、項鍊瓔 珞繁縟華麗、衣皺起伏自如、帛帶飄逸婉轉,盡展現漢地富麗堂皇風格, 如此罕見獨特的藝術特點,實為明永樂時期尊貴精美之造像典範。
圖一 明永樂〈銅鎏金觀音菩薩坐像〉,H21.4cm,北京故宮博物院庋藏
出處:《明永樂宣德文物特展-永宣文物萃珍》,北京故宮博物院編著,紫禁城出版社,2010 年,頁 257,圖版 128
圖二 十二世紀 西藏〈銅綠度母坐像〉,H9.4cm,清宮舊藏,北京故宮博物院庋藏
出處:《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藏傳佛教造像》,香港商務印書館,2003 年,頁 118,圖版 113
圖三 十五世紀 西藏〈銅鎏金綠度母坐像〉,H21cm,北京故宮博物院庋藏
出處:同圖二,頁 171,圖版 163
十三世紀前,西藏佛像以藏西地區造像特徵最突出,工藝技巧主要吸收克什米爾、帕拉造像 特點。如清宮舊藏,北京故宮博物院庋藏十二世紀 西藏〈銅綠度母坐像〉(圖二),其印度式 的大眼變為細瞇長眼,反映出藏族工匠在摹仿印度形式過程中的審美情趣,漸形成藏族風格; 元代以後藏區與內地聯繫日益緊密,藏傳佛教東向發展傳播內地,促進藏漢佛教文化藝術的 密切交流;明王朝建立後,沿襲元制以支持藏傳佛教為安藏方略,實行「多封眾建」政策,改 變元朝獨尊薩迦一派做法。明初設西安行都指揮使司,治所位於河州,統轄河州、朵甘、烏 思藏三衛,後升朵甘、烏思藏為行都指揮使司,在甘青川等地設置衛所,建立土司制度,將 全國藏區置於中央政權的統一治理之下。明廷與藏區往來密切,促進漢藏文化的雙向交流, 使佛像藝術呈現繁榮景象。然十五世紀西藏地區佛造像,面相清秀,表情柔媚,姿態優美端 莊,如北京故宮博物院庋藏十五世紀 西藏〈銅鎏金綠度母坐像〉(圖三)及十五世紀 西藏〈銅 鎏金四臂觀音菩薩坐像〉(圖四),兩者皆頭戴寶冠,造型傳神,冠中化佛表阿彌陀佛,代表 頂戴受持佛之教誨,應是吸收漢傳觀音造像之重要特徵。
圖四 十五世紀 西藏〈銅鎏金四臂觀音菩薩坐像〉,H14cm,清宮舊藏,北京故宮博物院庋藏
出處:同圖二,頁 178,圖版 170
圖五 明陳禹謨撰四庫全書《說儲二集》卷之六, 十三、五百十六端,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明太祖、成祖、宣宗在今甘青地區建立多座藏傳佛教寺院,朝廷出資修 建,皇帝御賜寺額,寺院位置多在安多地區漢藏交界地帶,並設置僧 官。永樂時期對烏斯藏 ( 前、後藏 ) 採懷柔政策,與來自藏中高僧往來頻 繁,各派佛教領袖紛紛赴京朝貢,擁戴朝廷,朝廷給予冊封任命,厚與 賞賜。據《西天佛子源流錄》永樂三年記載:「西天佛子大國師智光上師 推薦法尊班丹堅錯於朝」。此時,班丹紮釋隨師班丹堅錯入朝,並先後四 次奉旨赴西藏,迎請陪送大寶法王哈立麻。永樂五年藏傳佛教噶瑪噶舉 派第五世活佛得新謝巴 ( 哈立麻 ),奉召進京,深得永樂皇帝讚賞,給予 最高禮遇,受封為「萬行具足十方最勝圓覺妙智慧善普慶佑國演教如來大 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下釋教」,並賜命得銀協巴(即如來的藏文譯 音)。班丹堅錯師徒兩人,一方面將西藏的造像與密教經典輸入漢地,另 一方面也使藏傳佛教流行於宮闈之中,為明代宮廷藏傳佛教藝術注入豐 富的新元素。另有關永樂佛像的首次記錄,可從《明太宗實錄》永樂六 年(1408 年)四月記載:「如來大寶法王哈立麻辭歸,賜白金、彩幣、佛 像。」文中僅條錄成祖賜贈佛像予朝覲藏僧之事,對於造像的製作詳情, 皆未能有所記載。而贈送的大寶法王佛像,無疑是在班丹堅錯、班丹紮 釋師徒指導下由宮廷匠師製作的首批永樂佛造像作品。結合後續成祖屢 修藏傳法會與大量賞賜入朝藏僧的情況來看,多數為供奉西藏重要佛教 機構而製,成為永樂造像的緣起。
永樂佛造像的誕生,據明代陳禹謨編纂《說儲二集》載: 「元阿尼哥善鑄金為像,凡兩京寺觀之像,多出其手。 金工嘆其天巧,媿不如也。今鑄工必稱北地者良,豈猶 沿其遺製邪」(圖五)。來自甘青氓州漢藏交界地區的 藏族高僧的直接參與指導,皇室於御用監內設「佛作」, 專製精美藏式佛像,顯密像具全,常見尺寸約二十公分, 黃銅鎏金,蓮座前部陰刻「大明永樂年施」款識,是朝廷 賞賜藏區僧俗領袖貴重的禮品,得之視為拱璧世代珍藏。
由於永樂宮廷對於西藏佛教造像的需求,彼時的觀音造像,在姿態及所裝飾之紋樣各有不同之處。 以北京故宮博物院為紀念紫禁城建成五百九十周年和故宮博物院建院八十五周年,舉辦「明永樂宣 德文物特展」精選珍藏文物精品之觀音造像為例,如明永樂〈銅鎏金觀音菩薩坐像〉(圖一),冠中 無化佛,左足架於右膝,明永樂〈銅鎏金觀音菩薩坐像〉(圖六),冠中化佛,左腿盤曲於蓮座。
然再比對本件明永樂〈銅鎏金觀音菩薩坐像〉,冠中化佛,左足架於右膝, 佛衣裝飾紋樣絢麗及別緻的佛座樣式,形成獨特「漢藏合璧」的藝術新風貌, 更彰顯宮廷對西藏各教派相容並蓄的方針,達到元以來佛教造像藝術巔峰, 是漢藏合璧造像的最佳形制表現。
圖六 明永樂〈銅鎏金觀音菩薩坐像〉 H19.2cm,北京故宮博物院庋藏
出處:同圖一,頁 256,圖版 127
圖七 明永樂〈銅鎏金蓮華手菩薩坐像〉 H25.5cm,鴻禧美術館庋藏
出處:《金銅佛造像圖錄》,鴻禧美術館,1993 年,頁 114-115,圖版 50
拍場類似作品
圖八 明永樂〈銅鎏金觀音菩薩坐像〉H21.5cm,香港蘇富比 2023 年 10 月 9 日 編號 3607,成交價 HKD 5,080,000
另有二尊永樂年款觀音像,其蓮座之花瓣較寬厚,覆蓮瓣下無三角形花瓣,分別為台北鴻禧美術館 庋藏明永樂〈銅鎏金蓮華手菩薩坐像〉(圖七)及香港蘇富比 2023 年 10 月 9 日,編號 3607,明 永樂〈銅鎏金觀音菩薩坐像〉(圖八)。兩尊觀音面相、姿態更為漢化,與本品均帶永樂年款,且鑄 造工藝精湛,集合塑模、鑄造、鏨刻、打磨、鎏金等繁縟工序,展現永樂宮廷造像最輝煌時期。據 原共箱蓋款可知,本尊珍貴造像為大正九年(1920 年)七月自東京小原家(註)傳入,後由久手 堅憲二精心珍藏,傳承有序,更為難得。
註:伊達家臣家譜述:「伊達氏從鎌倉時代起就是一個豪門,也是日本的主要大名之一,所以他們的家臣數量極其眾多。 分為門閥・ 平士・ 組士・ 卒四個等級。其中門閥一族有大立目家、大塚家、大内家、西大條家、小原家⋯⋯成田家、 石田家等。
細觀尊佛思維坐姿與髮髻前阿彌陀佛小化佛,體現宮廷漢藏佛教藝術在引進阿尼哥「西天梵 相」後,更為多元且具特色之貌,為件自主意識強烈的宮廷造像,乃與永樂時期漢民族意識 的恢復甚為相關,是漢藏完美之結合,盡顯皇家氣派。與本尊像相似之例可見北京故宮博物 院庋藏明永樂〈銅鎏金觀音菩薩坐像〉(圖一),二者造像母題皆源自西藏,然在藝術表現上 又與西藏原型不同。
本尊像一方面完美吸收同時期尼泊爾與西藏佛像的「梵像」風格特點,遵 循西藏佛像量度規矩,手持法器、身體姿態、身長比例均一絲不苟;另方 面在臉部刻劃、服飾表現上結合漢地藝術因素,面相方正端莊、項鍊瓔 珞繁縟華麗、衣皺起伏自如、帛帶飄逸婉轉,盡展現漢地富麗堂皇風格, 如此罕見獨特的藝術特點,實為明永樂時期尊貴精美之造像典範。
圖一 明永樂〈銅鎏金觀音菩薩坐像〉,H21.4cm,北京故宮博物院庋藏
出處:《明永樂宣德文物特展-永宣文物萃珍》,北京故宮博物院編著,紫禁城出版社,2010 年,頁 257,圖版 128
圖二 十二世紀 西藏〈銅綠度母坐像〉,H9.4cm,清宮舊藏,北京故宮博物院庋藏
出處:《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藏傳佛教造像》,香港商務印書館,2003 年,頁 118,圖版 113
圖三 十五世紀 西藏〈銅鎏金綠度母坐像〉,H21cm,北京故宮博物院庋藏
出處:同圖二,頁 171,圖版 163
十三世紀前,西藏佛像以藏西地區造像特徵最突出,工藝技巧主要吸收克什米爾、帕拉造像 特點。如清宮舊藏,北京故宮博物院庋藏十二世紀 西藏〈銅綠度母坐像〉(圖二),其印度式 的大眼變為細瞇長眼,反映出藏族工匠在摹仿印度形式過程中的審美情趣,漸形成藏族風格; 元代以後藏區與內地聯繫日益緊密,藏傳佛教東向發展傳播內地,促進藏漢佛教文化藝術的 密切交流;明王朝建立後,沿襲元制以支持藏傳佛教為安藏方略,實行「多封眾建」政策,改 變元朝獨尊薩迦一派做法。明初設西安行都指揮使司,治所位於河州,統轄河州、朵甘、烏 思藏三衛,後升朵甘、烏思藏為行都指揮使司,在甘青川等地設置衛所,建立土司制度,將 全國藏區置於中央政權的統一治理之下。明廷與藏區往來密切,促進漢藏文化的雙向交流, 使佛像藝術呈現繁榮景象。然十五世紀西藏地區佛造像,面相清秀,表情柔媚,姿態優美端 莊,如北京故宮博物院庋藏十五世紀 西藏〈銅鎏金綠度母坐像〉(圖三)及十五世紀 西藏〈銅 鎏金四臂觀音菩薩坐像〉(圖四),兩者皆頭戴寶冠,造型傳神,冠中化佛表阿彌陀佛,代表 頂戴受持佛之教誨,應是吸收漢傳觀音造像之重要特徵。
圖四 十五世紀 西藏〈銅鎏金四臂觀音菩薩坐像〉,H14cm,清宮舊藏,北京故宮博物院庋藏
出處:同圖二,頁 178,圖版 170
圖五 明陳禹謨撰四庫全書《說儲二集》卷之六, 十三、五百十六端,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明太祖、成祖、宣宗在今甘青地區建立多座藏傳佛教寺院,朝廷出資修 建,皇帝御賜寺額,寺院位置多在安多地區漢藏交界地帶,並設置僧 官。永樂時期對烏斯藏 ( 前、後藏 ) 採懷柔政策,與來自藏中高僧往來頻 繁,各派佛教領袖紛紛赴京朝貢,擁戴朝廷,朝廷給予冊封任命,厚與 賞賜。據《西天佛子源流錄》永樂三年記載:「西天佛子大國師智光上師 推薦法尊班丹堅錯於朝」。此時,班丹紮釋隨師班丹堅錯入朝,並先後四 次奉旨赴西藏,迎請陪送大寶法王哈立麻。永樂五年藏傳佛教噶瑪噶舉 派第五世活佛得新謝巴 ( 哈立麻 ),奉召進京,深得永樂皇帝讚賞,給予 最高禮遇,受封為「萬行具足十方最勝圓覺妙智慧善普慶佑國演教如來大 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下釋教」,並賜命得銀協巴(即如來的藏文譯 音)。班丹堅錯師徒兩人,一方面將西藏的造像與密教經典輸入漢地,另 一方面也使藏傳佛教流行於宮闈之中,為明代宮廷藏傳佛教藝術注入豐 富的新元素。另有關永樂佛像的首次記錄,可從《明太宗實錄》永樂六 年(1408 年)四月記載:「如來大寶法王哈立麻辭歸,賜白金、彩幣、佛 像。」文中僅條錄成祖賜贈佛像予朝覲藏僧之事,對於造像的製作詳情, 皆未能有所記載。而贈送的大寶法王佛像,無疑是在班丹堅錯、班丹紮 釋師徒指導下由宮廷匠師製作的首批永樂佛造像作品。結合後續成祖屢 修藏傳法會與大量賞賜入朝藏僧的情況來看,多數為供奉西藏重要佛教 機構而製,成為永樂造像的緣起。
永樂佛造像的誕生,據明代陳禹謨編纂《說儲二集》載: 「元阿尼哥善鑄金為像,凡兩京寺觀之像,多出其手。 金工嘆其天巧,媿不如也。今鑄工必稱北地者良,豈猶 沿其遺製邪」(圖五)。來自甘青氓州漢藏交界地區的 藏族高僧的直接參與指導,皇室於御用監內設「佛作」, 專製精美藏式佛像,顯密像具全,常見尺寸約二十公分, 黃銅鎏金,蓮座前部陰刻「大明永樂年施」款識,是朝廷 賞賜藏區僧俗領袖貴重的禮品,得之視為拱璧世代珍藏。
由於永樂宮廷對於西藏佛教造像的需求,彼時的觀音造像,在姿態及所裝飾之紋樣各有不同之處。 以北京故宮博物院為紀念紫禁城建成五百九十周年和故宮博物院建院八十五周年,舉辦「明永樂宣 德文物特展」精選珍藏文物精品之觀音造像為例,如明永樂〈銅鎏金觀音菩薩坐像〉(圖一),冠中 無化佛,左足架於右膝,明永樂〈銅鎏金觀音菩薩坐像〉(圖六),冠中化佛,左腿盤曲於蓮座。
然再比對本件明永樂〈銅鎏金觀音菩薩坐像〉,冠中化佛,左足架於右膝, 佛衣裝飾紋樣絢麗及別緻的佛座樣式,形成獨特「漢藏合璧」的藝術新風貌, 更彰顯宮廷對西藏各教派相容並蓄的方針,達到元以來佛教造像藝術巔峰, 是漢藏合璧造像的最佳形制表現。
圖六 明永樂〈銅鎏金觀音菩薩坐像〉 H19.2cm,北京故宮博物院庋藏
出處:同圖一,頁 256,圖版 127
圖七 明永樂〈銅鎏金蓮華手菩薩坐像〉 H25.5cm,鴻禧美術館庋藏
出處:《金銅佛造像圖錄》,鴻禧美術館,1993 年,頁 114-115,圖版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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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明永樂〈銅鎏金觀音菩薩坐像〉H21.5cm,香港蘇富比 2023 年 10 月 9 日 編號 3607,成交價 HKD 5,080,000
另有二尊永樂年款觀音像,其蓮座之花瓣較寬厚,覆蓮瓣下無三角形花瓣,分別為台北鴻禧美術館 庋藏明永樂〈銅鎏金蓮華手菩薩坐像〉(圖七)及香港蘇富比 2023 年 10 月 9 日,編號 3607,明 永樂〈銅鎏金觀音菩薩坐像〉(圖八)。兩尊觀音面相、姿態更為漢化,與本品均帶永樂年款,且鑄 造工藝精湛,集合塑模、鑄造、鏨刻、打磨、鎏金等繁縟工序,展現永樂宮廷造像最輝煌時期。據 原共箱蓋款可知,本尊珍貴造像為大正九年(1920 年)七月自東京小原家(註)傳入,後由久手 堅憲二精心珍藏,傳承有序,更為難得。
註:伊達家臣家譜述:「伊達氏從鎌倉時代起就是一個豪門,也是日本的主要大名之一,所以他們的家臣數量極其眾多。 分為門閥・ 平士・ 組士・ 卒四個等級。其中門閥一族有大立目家、大塚家、大内家、西大條家、小原家⋯⋯成田家、 石田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