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佛青銅質,像與台座合鑄而成。胎質緻密,鎏金飽滿燦爛。釋尊高肉髻,髮絲細密齊整,頂部隆起為磨光肉髻形式。臉形長圓,眼瞼突出,鼻樑高挺,蓄八字鬍鬚,近似印度貴霜王朝佛陀造像。身著通肩繞身袈裟,衣端垂左肩後側,胸前衣紋呈多曲折帶紋,延續至座下,與羅馬帝國時期皇帝所著長袍非常相像。背後散發出光輝化火焰,雙手於腹前交疊,作修禪入定,雙腿交叉跏趺坐於六方台上。台座中央寶瓶插一束蓮花,枝蔓舒展自如,生機盎然。左右各一瑞獅,呈正面蹲踞狀,雙眼圓睜,炯炯有神,方口大張露齒,神情稚拙,憨態可掬,兩側為金剛力士及供養人,樣式獨特內斂,風格明顯承襲印度犍陀羅造像,展現印度希臘化的睿智與寫實審美風格。
圖一 一世紀〈片岩浮雕佛傳故事 11〉,西爾克裡(Sikri)出土,拉合爾博物館庋藏
出處:《犍陀羅-來自巴基斯坦的佛教文明》,五洲傳播出版社,2009 年,頁 198,圖 11-11
圖二 三至四世紀 〈銅鎏金釋迦牟尼佛坐像〉 H32cm,哈佛大學博物館庋藏
出處:摘錄自哈佛大學博物館網站
圖三 北魏(386 - 535 年)漢地犍陀羅風格
〈青銅鎏金釋迦牟尼佛〉
出處:《印度與西藏的銅造像》, 烏爾裡希.馮.施羅德著,香港觀法出版社,2008 年,頁 499,圖版 141D
與本件釋迦牟尼佛造像風格相似之博物館藏佳例,如出土於西爾克裡(Sikri)拉合爾博物館庋藏一世紀〈片岩浮雕佛傳故事 11〉(圖一),畫面洞窟內佛陀正修禪入定,散發出光輝化火焰,舔卷石窟洞壁,佛陀座下的獅子、鹿和小羊溫順地或站或臥,呈現佛陀面前眾生安寧之境。此外,美國波士頓哈佛大學福格博物館庋藏三至四世紀〈銅鎏金釋迦牟尼佛坐像〉(圖二),及北魏(386 - 535年)漢地犍陀羅風格〈青銅鎏金釋迦牟尼佛〉(圖三),兩者造型、工藝、時代風格皆與本件尊像極為相似,可資參考。
佛教源起於印度,西元一世紀前後,因大乘佛教興起,出現佛陀造像和菩薩像。貴霜王朝(西元一至三世紀)誕生兩大藝術中心:恆河中上游地區的「秣菟羅」,衣紋輕柔貼體富有律動之美,具印度本土風格;西北部的「犍陀羅」,造像靜謐內斂,並隨絲綢之路傳播至新疆與中國地區。
中國佛教造像的演變,從漢代初傳入中國至魏晉時期,風格意象隨時代而有所轉變。位於中國江蘇省的孔望山摩崖造像,為當今東亞地區所能找到最早的佛像,該造像判定乃東漢末年立像,最初以神仙方術意象元素而成,為初期佛教東傳與佛像結合之列證;而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佛造像與印度犍陀羅風格極為相似,也代表東亞重視佛教傳承的正統性,故開始自印度汲取佛教文化。由於西晉末年北方大亂,進入五胡十六國時期,因戰亂導致人們尋精神慰藉,另方面受到當時統治者崇信及推行,大量佛教典籍被翻譯,西方僧人亦大規模來華,如西域高僧佛圖澄、鳩摩羅什(344 - 413年)等,都曾被後趙的石勒、石虎叔侄和後秦(384 - 417 年)首領姚興所迎請,禮遇甚高,使佛教在中國的傳播愈趨興盛。
略論自五胡十六國至北魏這兩百餘年的歷史中,河北地區銅佛造像風格發展軌跡,其製作已脫離印度和中亞佛教美術原型的拘囿,顯示後趙的藝匠經長期摸索和試驗,將外來佛教圖像和漢民族藝術傳統相結合,孕育出獨特風格面貌。 如美國波士頓哈佛大學福格博物館庋藏三至四世紀〈銅鎏金釋迦牟尼佛坐像〉(圖二)、北魏(386 -535 年)漢地犍陀羅風格〈青銅鎏金釋迦牟尼佛〉(圖三)、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庋藏五胡十六國(304-439年)〈銅鎏金佛坐像〉(圖四)、1976年甘肅涇川縣玉都公社窖藏出土,十六國 後趙(319-351 年)〈華蓋青銅佛坐像〉(圖五)及本尊五胡十六國(304 - 439 年 ) 〈青銅鎏金釋迦牟尼佛坐像〉。面型和五官特徵均已中國化,然身著通肩袈裟,衣襞隆起,衣紋以身體中心為軸,呈U字形層層布排,及坐佛方台飾蓮花圖紋、浮雕獅子,皆具鮮明的犍陀羅風格輪廓,可見佛教文化與漢文化藉由造像藝術融合,形成獨到特有之別樣風采。
圖四 五胡十六國(304 - 439 年 ) 〈銅鎏金佛坐像〉 H9cm,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庋藏
出處:《法象威儀-彭楷棟先生捐贈文物 特展圖錄》,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2004 年,頁 112,圖版 82
圖五 十六國 後趙(319 - 351 年) 〈華蓋青銅佛坐像〉,H19cm, 1976 年甘肅涇川縣玉都公社窖藏出土, 甘肅省博物館庋藏
出處:摘錄自甘肅省博物館網站
拍場類似作品 圖六 十六國時期〈銅鎏金釋迦牟尼佛小坐像〉 H12.7cm,拍賣於紐約佳士得 2014 年 3 月 20 日, 編號 1601,成交價 USD 245,000
五胡十六國(304 - 439 年 ) 時期,為中國金銅佛造像第一個高峰。然此類古佛傳世品可說是寥若晨星,除前述博物館藏之例,拍場相似之作可參見拍賣於紐約佳士得 2014 年 3 月 20 日,編號 1601,十六國時期〈銅鎏金釋迦牟尼佛小坐像〉(圖六),以美金 24 萬 5 千元成交,足證佛教藝術愛好者對此品類造像之追崇。
南京自古為長江下游的文化和經濟中心,素有「六朝古都」之稱,其出土、傳世文物豐厚,為南京古玩行業的興起和發展奠定堅實基礎,其獨特性質,造就同時兼具買家與賣家雙重身分的掮客。1931 年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後,更使其成為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彙集文人雅士、書畫家和官僚富商等,古玩市場因此極為繁榮。至 1936 年,南京已有一萬三千逾家古玩商店,古玩行業分工更進一步細化,在短時間內「古物出口絡繹不絕,動輒數十箱之多」,加快中國藝術市場融入國際藝術市場的歷史進程。此時期經營珍珠、玉器、古玩、字畫等的店鋪,有各自經營範圍和專業分工。例如瞻園路(註一)的鑒古齋、經古舍,專門經營古玩事業,業務範圍更擴大為當時在南京的外國客戶服務。如 1933 至 1936 年,日本駐南京總領事須磨彌吉郎(註二);1935 至 1938 年,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及英美駐華使節等,促使南京古玩市場與海外藝術市場的聯繫較以往更趨緊密。(註三)
1930 至 1940 年間,日本永藏商事株式會社社長久手堅憲二,因貿易所需及政府公幹,足跡遍布中國南京、上海等地。本件五胡十六國(304 - 439 年)〈青銅鎏金釋迦牟尼佛坐像〉,為久手堅憲二於昭和十四年(1939 年)七月求於南京鑒古齋,此時期與其有著同樣喜好的友人須磨彌吉郎(1892 - 1970 年)恰於中國任職,或為其在中國文物藝術的收藏提供良好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