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像為銅胎澆鑄，朱金施作造成，由主尊及蓮台底座二件式組件構成。釋尊頭頂高肉髻，螺髮密集，頂嚴雙珠，分明嚴整。眉彎眼長，鼻秀唇薄，雙目低垂，呈微笑童子相，慈悲和善之態，稱為「寂靜相」，予人平和安穩之感。雙耳垂肩，頸施三道弦紋，身著漢式雙肩袈裟，袒露前胸，內著僧祇支，胸襟束帶繫結，衣紋俐落流暢，以精緻花紋裝飾衣邊與袖口，流露出高貴與典雅之氣。雙手置腹前，施禪定印，入甚深禪悅，正心端坐，結全跏趺坐於蓮花座之上，展現出不凡氣度。蓮座為寬大四層仰覆蓮形式，束腰內收，蓮瓣飽滿秀長，瓣端尖角，微微上翹，極有力度。
本尊造像大部份保留有朱漆，在釋尊左袖與下襬衣褶部分可見朱金殘跡，餘朱漆古銅色澤，營造出富有神秘含蓄的藝術效果。而其頂嚴雙珠形式，是結合宋代以前漢式佛像飾於肉髻和底髮間的髻珠，並延續元代梵式佛像的寶珠頂嚴，置於肉髻頂上的形式。今北京故宮博物院庋藏元〈黃銅釋迦牟尼佛坐像〉（圖一），呈微笑童子相，與肉髻高聳如桃形之佛造像風格與本件造像極為相似，可作比對參考。
明代佛像朱金工藝的表現，和明代宮廷文化政策有關。朱金裝飾手法在明初已於宮廷中運用，但多以木雕器物為主，此時銅佛為表現出金碧輝煌的視覺效果，朝廷喜用「鎏金」工藝技法。明中期後，宮廷又借用漆藝手法於銅胎上，展現出「朱金」的工藝技術，至晚明有取代「鎏金」趨勢，銅佛工藝發展也隨之產生流變，具華麗裝飾意味的「朱金銅佛」契合明中後期的皇家品味。金銅佛像塗朱漆，且施以安金，顯露細緻優質，富麗典雅的繁複紋飾變化，達到一般鎏金無法盡達的藝術之美。今日所見明代各類金銅像極多，然細審之，有謂彩金者，進而漆金者，再進而鎏金者，及至頂極朱金者。根據佛教藝術專家，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名譽教授林保堯與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學系藝術學博士陳俊吉兩人於2015年考察走訪，在山西純陽宮見及明代萬曆年間（1573-1619年）朱金施作，如明〈銅毘盧遮那佛像〉（圖二），然從局部放大（圖三）細觀，其銅質及朱金工藝的表現，與本件作品極為類似，皆是明代朱金典型代表之作。
另據〈造像量度經引〉記載：「蓋自漢以來。凡欲造佛像者。皆取西來像為模。工行家。祖述相傳。此所謂漢式者也（或以謂唐式）。其所謂梵式者。元世祖混一海宇之初。儞波羅（今尼泊爾）國匠人阿尼哥。善為西域梵像。從帝師巴思八來⋯⋯因特設梵像提舉司。專董繪畫佛像。及土木刻削之工。故其藝絕於古今。遂稱為梵像。此則所謂梵式者也。」而明代諸帝除世宗崇奉道教外，多崇奉佛教。由於藏傳佛教在內地的傳播和明代帝王對藏傳佛教採取的政策、態度略有不同，明代出現漢藏佛像藝術交融、交替影響的局面。如北京故宮博物院庋藏元〈黃銅釋迦牟尼佛坐像〉（圖一）梵式造像的袈裟，薄衣貼體，袒露右肩，覆蓋左肩，原為古代印度表示尊敬之禮法。而本件明〈銅釋迦牟尼佛坐像〉漢式雙肩袈裟，袒露前胸，內著僧祇支，胸襟束帶繫結，不顯露軀體線條，且著重於刻劃衣褶的轉折起伏，恢復唐宋以來的傳統審美。
明代中原銅佛造像以佛像與佛座二部分組成，蓮花寶座為四重仰覆蓮瓣，規整圓鼓，厚實飽滿，瓣端尖挺有力，製造考究，更加襯托出上部佛像的端莊與威嚴，亦是當時代佛像底座特徵。今上海博物館庋藏明〈佛鎏金銅像〉（圖四）及首都博物館庋藏明〈釋迦、多寶二佛並坐象〉（圖五），與本件造像同為明代所製，其形制、材質皆極為相似，充分表現出釋迦牟尼佛悲憫眾生，博大雍容的氣度和胸襟。總觀本品，體碩高大，形體飽滿，比例勻稱，表情深沉內省而慈祥，表現手法既寫實又超脫，慈祥威儀中近人而不俗，觀之令人內心平和沉穩。再從頂嚴雙珠形式、漢式雙肩袈裟與佛像、佛座二部分組成等形制可判斷，是件極稀見的明代內地造像優秀之作。
Yvonne Moreau-Gobard乃法國最著名的東洋藝術品古董商之一，其歷史悠久，囊括以佛像為主的眾多中國藝術精品，極具權威，故每逢其收藏品的面世，必將引來藏家競相追逐。本品作為Yvonne Moreau-Gobard的舊藏珍品，後為深諳中國佛像藝術精髓的資深藏家識中，悉心珍存至今，依舊如此完整雍容，實屬難得。
本尊造像大部份保留有朱漆，在釋尊左袖與下襬衣褶部分可見朱金殘跡，餘朱漆古銅色澤，營造出富有神秘含蓄的藝術效果。而其頂嚴雙珠形式，是結合宋代以前漢式佛像飾於肉髻和底髮間的髻珠，並延續元代梵式佛像的寶珠頂嚴，置於肉髻頂上的形式。今北京故宮博物院庋藏元〈黃銅釋迦牟尼佛坐像〉（圖一），呈微笑童子相，與肉髻高聳如桃形之佛造像風格與本件造像極為相似，可作比對參考。
明代佛像朱金工藝的表現，和明代宮廷文化政策有關。朱金裝飾手法在明初已於宮廷中運用，但多以木雕器物為主，此時銅佛為表現出金碧輝煌的視覺效果，朝廷喜用「鎏金」工藝技法。明中期後，宮廷又借用漆藝手法於銅胎上，展現出「朱金」的工藝技術，至晚明有取代「鎏金」趨勢，銅佛工藝發展也隨之產生流變，具華麗裝飾意味的「朱金銅佛」契合明中後期的皇家品味。金銅佛像塗朱漆，且施以安金，顯露細緻優質，富麗典雅的繁複紋飾變化，達到一般鎏金無法盡達的藝術之美。今日所見明代各類金銅像極多，然細審之，有謂彩金者，進而漆金者，再進而鎏金者，及至頂極朱金者。根據佛教藝術專家，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名譽教授林保堯與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學系藝術學博士陳俊吉兩人於2015年考察走訪，在山西純陽宮見及明代萬曆年間（1573-1619年）朱金施作，如明〈銅毘盧遮那佛像〉（圖二），然從局部放大（圖三）細觀，其銅質及朱金工藝的表現，與本件作品極為類似，皆是明代朱金典型代表之作。
另據〈造像量度經引〉記載：「蓋自漢以來。凡欲造佛像者。皆取西來像為模。工行家。祖述相傳。此所謂漢式者也（或以謂唐式）。其所謂梵式者。元世祖混一海宇之初。儞波羅（今尼泊爾）國匠人阿尼哥。善為西域梵像。從帝師巴思八來⋯⋯因特設梵像提舉司。專董繪畫佛像。及土木刻削之工。故其藝絕於古今。遂稱為梵像。此則所謂梵式者也。」而明代諸帝除世宗崇奉道教外，多崇奉佛教。由於藏傳佛教在內地的傳播和明代帝王對藏傳佛教採取的政策、態度略有不同，明代出現漢藏佛像藝術交融、交替影響的局面。如北京故宮博物院庋藏元〈黃銅釋迦牟尼佛坐像〉（圖一）梵式造像的袈裟，薄衣貼體，袒露右肩，覆蓋左肩，原為古代印度表示尊敬之禮法。而本件明〈銅釋迦牟尼佛坐像〉漢式雙肩袈裟，袒露前胸，內著僧祇支，胸襟束帶繫結，不顯露軀體線條，且著重於刻劃衣褶的轉折起伏，恢復唐宋以來的傳統審美。
明代中原銅佛造像以佛像與佛座二部分組成，蓮花寶座為四重仰覆蓮瓣，規整圓鼓，厚實飽滿，瓣端尖挺有力，製造考究，更加襯托出上部佛像的端莊與威嚴，亦是當時代佛像底座特徵。今上海博物館庋藏明〈佛鎏金銅像〉（圖四）及首都博物館庋藏明〈釋迦、多寶二佛並坐象〉（圖五），與本件造像同為明代所製，其形制、材質皆極為相似，充分表現出釋迦牟尼佛悲憫眾生，博大雍容的氣度和胸襟。總觀本品，體碩高大，形體飽滿，比例勻稱，表情深沉內省而慈祥，表現手法既寫實又超脫，慈祥威儀中近人而不俗，觀之令人內心平和沉穩。再從頂嚴雙珠形式、漢式雙肩袈裟與佛像、佛座二部分組成等形制可判斷，是件極稀見的明代內地造像優秀之作。
Yvonne Moreau-Gobard乃法國最著名的東洋藝術品古董商之一，其歷史悠久，囊括以佛像為主的眾多中國藝術精品，極具權威，故每逢其收藏品的面世，必將引來藏家競相追逐。本品作為Yvonne Moreau-Gobard的舊藏珍品，後為深諳中國佛像藝術精髓的資深藏家識中，悉心珍存至今，依舊如此完整雍容，實屬難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