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碗敞口，弧壁，圈足。通體施白釉，凝潤細膩。碗心繪荷花，以十字金剛杵為蕊，粉色花瓣向四周綻放，華采燦然。外壁以金彩弦紋分界為三層，口沿與近足處，精繪壽字間隔法輪、法螺、寶傘、白蓋、蓮花、寶瓶、金魚、盤長結等八寶紋，錯落有致；腹部主紋飾繪壽山福海，其間綴以蓮花，映現金輪、主藏、大臣、玉女、白象、勝馬和將軍寶等佛家七政寶，並以獸面瓔珞紋分隔，象徵轉輪聖王護持屬地之福。碗底礬紅彩書雙方框「土木特旗右旗」雙行蒙文款。整體構圖帶有濃厚藏傳佛教色彩，為見證清代皇室「滿蒙聯姻」政策的重要歷史實物，亦為道光御窯廠極具代表經典創作。其後各朝皆有承襲此類風格，然七政寶構圖已改成八仙過海紋。如清宮舊藏，北京故宮博物院庋藏清咸豐〈粉彩八仙碗〉(圖一)，體現宗教色彩向世俗吉祥內容的演變。
「七政寶」，亦稱七珍，源自印度佛教觀念，謂轉輪聖王出世，七寶隨行，以護持四方疆域，其說後融入佛教義理，成為象徵王權與護法之重要符號；「八寶」則為轉輪聖王福力所生之吉祥器物，廣泛流傳於藏傳佛教文化圈，深受僧俗推崇。清代皇室篤信藏傳佛教，然將「七政八寶」紋飾運用於宮廷瓷器，並署以滿文款識者，在官窯體系中仍屬罕見。據北京故宮博物院研究員、陶瓷專家葉佩蘭女士查證，在其專著中提及，清代滿洲貴族與蒙古王公間，常藉由聯姻以鞏固政治同盟。清宮瓷器檔案記載：「道光二十一年二月初五日，總管內務府大臣敬，面奉諭旨，著在瓷庫揀選瓷器肆佰件，以備四公主下嫁應用。欽此。」道光皇帝唯一嫡女於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被指配嫁婚蒙古王子德穆楚克紮布，為此，皇帝專門下令為四公主特別定燒大婚奩具。其裝飾手法將宗教色彩極濃的「七政寶」與「八吉祥」相結合，並加上極具民族特色的蒙古文款識，是道光官窯中最為獨特及罕見創新之作，在傳統宮廷瓷器中極為少見。本對碗製作精細，胎釉俱佳，應是其中之一，見證道光帝對愛女之深情，且成對保存，殊為難得。
註：壽安固倫公主（1826－1860年），道光皇帝第四女，宮中稱為「四公主」，是道光朝唯一嫡女，也是清朝最後一位由皇后嫡出的公主。其地位極為尊崇，最受道光皇帝重視、寵愛。從道光十九年發的一道上諭：「嗣後無論官私大小事務，有應啟知皇后者，除本宮、四阿哥、四公主事務外，其餘俱著先行奏聞，皇后遇有交派事件，亦著俱奏，侯旨施行。」上諭所說四阿哥即咸豐皇帝，四公主即壽安固倫公主，其與日後成為皇帝的咸豐相提並論，可見在道光心目中地位。公主於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被指配下嫁蒙古王子德穆楚克紮布，婚後居住京城，夫妻鶼鰈情深。
「七政寶」，亦稱七珍，源自印度佛教觀念，謂轉輪聖王出世，七寶隨行，以護持四方疆域，其說後融入佛教義理，成為象徵王權與護法之重要符號；「八寶」則為轉輪聖王福力所生之吉祥器物，廣泛流傳於藏傳佛教文化圈，深受僧俗推崇。清代皇室篤信藏傳佛教，然將「七政八寶」紋飾運用於宮廷瓷器，並署以滿文款識者，在官窯體系中仍屬罕見。據北京故宮博物院研究員、陶瓷專家葉佩蘭女士查證，在其專著中提及，清代滿洲貴族與蒙古王公間，常藉由聯姻以鞏固政治同盟。清宮瓷器檔案記載：「道光二十一年二月初五日，總管內務府大臣敬，面奉諭旨，著在瓷庫揀選瓷器肆佰件，以備四公主下嫁應用。欽此。」道光皇帝唯一嫡女於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被指配嫁婚蒙古王子德穆楚克紮布，為此，皇帝專門下令為四公主特別定燒大婚奩具。其裝飾手法將宗教色彩極濃的「七政寶」與「八吉祥」相結合，並加上極具民族特色的蒙古文款識，是道光官窯中最為獨特及罕見創新之作，在傳統宮廷瓷器中極為少見。本對碗製作精細，胎釉俱佳，應是其中之一，見證道光帝對愛女之深情，且成對保存，殊為難得。
註：壽安固倫公主（1826－1860年），道光皇帝第四女，宮中稱為「四公主」，是道光朝唯一嫡女，也是清朝最後一位由皇后嫡出的公主。其地位極為尊崇，最受道光皇帝重視、寵愛。從道光十九年發的一道上諭：「嗣後無論官私大小事務，有應啟知皇后者，除本宮、四阿哥、四公主事務外，其餘俱著先行奏聞，皇后遇有交派事件，亦著俱奏，侯旨施行。」上諭所說四阿哥即咸豐皇帝，四公主即壽安固倫公主，其與日後成為皇帝的咸豐相提並論，可見在道光心目中地位。公主於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被指配下嫁蒙古王子德穆楚克紮布，婚後居住京城，夫妻鶼鰈情深。
